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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对人 读对书

Saturday, January 4th, 2014

dongxue

(注:图为王公懿水墨作品《洞穴》局部)

静下心来想想,过去的2013年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通过做《新西湖》杂志认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跟他们一席谈所带来的收获,往往超过读一百本书,看一千小时的讲座。

这绝不夸张。荀子说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知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听在某一领域有建树的人推心置腹的倾谈,就是爬上了高人的肩膀,天因之广,地因之阔,霾因之散,气因之清。

去年我和同事汤葛月人对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思想家高士明进行了访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对西方当代思想和艺术精熟、以一篇《被叛卖的杜尚的遗产》论文成名的他,动辄引用的却是《蕙风诗话》之类“土经典”。再详谈下去才知道,在他那里早已解决了学习的土洋之争。

高士明告诉我,早在民国时期,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就解决了一个中国人治学绕不开的问题,即学术的古今中西问题,并提出“非中非西,亦中亦西”、“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每年本科新生入学第一课,他都请名师来给他们讲解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这篇文章开宗明义: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 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 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就这么简单,学习是没有中西之分、新旧之分、有用无用之分的。我为什么没有早一些知道这一点?在我的博客太阳城申博官网_太阳城申博娱乐网址_太阳城官方指定在线娱乐网站里,经常可以看到我摊煎饼、榨臭豆腐一样翻来覆去的挣扎:到底是多读中国书,还是多读外国书?到底是读中译本,还是读原文?到底是用中文写作,还是用英文写作?到底是读《段注》,还是读《牛津英语词根词典》?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白痴的烦恼!这个问题民国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知识都是相通的,艺术都是相连的。没有一样学问是白费的,没有一本书是白读的!

关键是要找到一门属于自己的专业,建立自己的领地,深入地扎进去。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中说:“每个人首先要选择一个固定的专业:神学、法学或者其他任何专业,并且对其进行投入,一直到毕业为止。尽管如此,他的这些投入不应该是为了以他所学的专业为终身的职业,而是为了学会如何坚持不懈和前后一致地工作,学会尊重一个专业内所有的科目,培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品质。”

关于外语,布克哈特又说:“我们应该学习两门古典语言,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增加若干现代语言,因为他们是我们在学界深入下去,特别是接触世界上各类文献的钥匙。我们掌握的语言越多越好。好的翻译应当予以尊重,但是作者的原汁原味的表达法是任何翻译者都无法替代的,另外,原作的词汇和措辞本身已经是深厚历史积淀的最好的证据。”

这不很清楚吗,早知如此,有纠结学什么的这功夫,不如一头扎进一门学问里去。

2013年我遇到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王公懿,这也是托高士明的福,我们约了他的采访,他那天正好要参加王公懿的画展研讨会,他建议我们采访王,并且给我们做了引荐。

王公懿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思想、作品与言行合一的艺术家。她成名甚早,却不怎么红,她的山水画带着一些粗暴,但充满生命的张力。

我从她那里得到最大的收获是:艺术家不要迎合他人。

王公懿在1980年因一套版画《秋瑾组画》而获得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金奖,当时她有些飘飘然,为了再次得奖,她根据当年流行的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争分夺秒地做了另一件名为《炎黄子孙》的组画,作品参展后,她自己都觉得很“假大空”,从那之后,决定追随内心的真实而创作。

她崇尚不带“目的性”的创作,认为越是放松状态,越能画出好作品。她画画五十多年,只要遇到命题作文,肯定画不好。很多人曾向王公懿求画某某主题,都被她拒绝了,她说:“不是我骄傲,是我这样画的时候都画不好。因为我潜意识当中就想到要迎合你,我从13岁开始绘画,这么有经验了,可是我知道一定画不好。所以我只能说,你从我已经有的作品里,看看哪张好,就挑一张走。如果你都不喜欢,你再等等吧,也许我下一次能变什么来,正好让你满意。”

这跟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深思录》中“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提示”有异曲同工之处。

布克哈特从接受者的角度,建议大家警惕那些迎合我们的东西。他说:“精神劳动不应当成为一种简单的乐趣。凡是真正流传下来的东西,乍看上去,它们都显得无聊,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是陌生的。它们表现了它们所属的哪个时代的观念和利益,并且面对的对象也是哪个时代,它们并不想迎合我们的口味。经过改编的许多历史的东西因为专门面向我们的,所以被加了一些辅料,以便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迎合我们的口味。”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读一些世界名著的时候昏昏欲睡吗?布克哈特说这很正常,因为“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来说,所有的诗歌以及历史上最令人愉快的人物故事(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堂·吉诃德)都是难以理解和索然寡味的,因为那些人物和故事无法像当代的小说那样给他们切身的感受。”

是的,作为一个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来说,不需要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别人迎合。王公懿甚至建议画画的学生不要轻易把自己的作品示人。“因为有些人太喜欢批评别人,当你正在创作中,对自己又不是特别有信心时,这种意见是很有杀伤力的。碰到这种情况,你可以随意作画,画了以后收起来,攒一段时间自己再回头去看,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少地被这个浮躁的社会所打扰,少走一些弯路。”

对于我来说,在领受高士明和王公懿关于学习和创作的智慧之前,多走多少弯路啊!

现在我知道,读对书,识对人,写自己所乐意写的,即是福,即是道。有用无用,畅不畅销,卖不卖钱,出不出名,皆不可控,从而也跟作者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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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文史参考》靠谱一点

Monday, December 24th, 2012

因为不再上微博,也不在网上看新闻,使得我对传统报刊的需求量大起来。几乎每天都要买两份都市报看一看。

在我住处方圆500米以内,有4个书报亭和1个报摊,以前我经常在路南的一家买报刊,因为看报亭的大姐人很和气,我有一段时间喜欢买《译林》,每次到货后,她都帮我存一本。

然而,因为《钱江晚报》一个愚蠢的零售政策,使我改变了维持了多年的购买习惯。杭州的都市类报纸,上的了台面的,一共有四家,都市快报,钱江晚报,今日早报,青年时报。过去每份零售价都是0.5元。

自从《钱江晚报》与《今日早报》合并成钱江报系后,为了拉小兄弟一把,《钱江晚报》零售价提高到1元,附赠1份《今日早报》。这个零售政策非常模糊,在上述两份报纸上都没有明示,《今日早报》上印着零售价0.5元。赠不赠《今日早报》,完全取决于报刊亭摊主。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被创造物,对钱价值的衡量跟面值没有关系。5毛钱,平常掉在地上,我都不一定捡。到菜场买菜,我也懒得跟人砍价,多花的菜钱可不止5毛。但是,每当报摊摊主假装没事人似的递给我一张没有夹带《今日早报》的《钱江晚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被人偷了的感觉。我会问摊主,为什么不赠报。有的摊主,比如我家西面的那位,脸会轻微地红一下,然后说,这个赠报是可赠可不赠的,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就赠给你。但是,南面那家报刊亭,换了一个摊主,态度马上变了。他理直气壮地说,没有赠报。

既然这样,我就绝不在他这里买任何东西了。古有以扫为了一碗红豆羹出卖了长子权,今有报摊主为了5毛钱损失了一个大户。不对,是两个大户。我媳妇也决定不去那里买了。

另外,我也不再买《钱江晚报》了。我不想每天为了5毛钱而勾心斗角。现在我每天都买一份《都市快报》加《青年时报》,1块钱正好,不用找。

我把家西面那一家报刊听内定为我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今天从那里买了两份杂志《文史参考》(12下)和《看历史》(12)。《看历史》的封面专题“父与子-我们怎样做父亲”激发了我的购买欲,它外面套的塑料袋阻止了我的窥探欲,所以我掏了16元。《文史参考》是第一次买,但是我看到“人民日报社主管”,增加了我的好感度。通过这一段恶补内蒙古近代史资料,我发现,来自官方的史料,尤其是口述实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买回家一看,证实了我的判断。《文史资料》里的文章,虽然不“新锐”,但多为扎实的史料。例如,讲到江青在被隔离审查期间,每个月伙食费30元(1970年代末的30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每顿一荤一素一汤,每周2斤水果,2次牛奶,1次饺子。江青吃得很香,并对看管她的人说:“我吃好养好,是为了跟修正主义做斗争。” 里面一篇大稿,采访党史学家杨奎松的,也不错。杨因为四五事件写诗而坐牢,狱中有一个“国民党燕北游击队参谋长”,其实是一个小偷小摸,因为不堪被监督劳动之苦,干脆按照香港电台的知识,写了一封要钱的信,信中表示要成立一支游击队。杨奎松后来出狱后,无意中看到布告,此人被枪毙了。

《看历史》则让我大失所望。里面的专题,东拼西凑,作者都是网上脸熟的那些“专栏作家”,根据我多年与杂志相处的经验,如果一本杂志的专题,不靠自己记者采写,全靠专栏作家们拼凑,是无论如何达不到内容、风格的统一的。记者至少去采访,专栏作家可都是在家坐着呀。里面的一篇《1919:鲁迅之问》,就是把鲁老师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给paraphrase了一遍。谁会放着大白馒头不自己吃,而是要让别人嚼一遍再喂给自己呢?

凡是整版大照片和专栏作家处处可见的杂志,都不值得信任,这是我看了这么多年杂志得出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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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1942》,喜欢《Life of π》

Friday, November 30th, 2012

中国一直有易代修史的习惯,当朝为前朝修史,并把当朝的历史留给后朝去修。这比自己给自己涂脂抹粉,显然要客观得多。

《1942》就是一部用胶片修成的历史,我把它看成是一部纪录片,而不是虚构剧情片。这部片子很赚人眼泪,我承认,我坐在黑暗中,也眼圈发红,还看到电影散场时,一个老先生坐在座位上双手合十,纹丝不动。

但是,我不喜欢这部电影。因为片中没有灵魂与信仰,尽管出现了教堂、神父和传教士。

冯小刚刻意表现饥饿的残酷,有的到了令人坐立不安的地步,也达到了中国电影审查机关所能容忍的极限,但是,对于电影来说,残酷不能当饭吃。史诗电影必须有美学意义和神学意义上的救赎,否则只能算是记录,而非史诗。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喜欢张艺谋拍的《活着》(不喜欢孟京辉的话剧版,以后有空专文论述),尽管富贵少爷遭受的苦难不比张国立扮演的东家少(在余华原著中,也是死一户口本),但是影片传达了中国人的救赎理念:”好死不如赖活着“、”孩子就是希望“。而《1942》是虚无的,虚无到没有寄托,没有信仰。

近期上演的电影中,我最喜欢《Life of π》。我喜欢用这个π,而不是英语的Pi,更不喜欢那个花俏的中文译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π就是那个在无意义的世界寻找意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种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进入惊涛骇浪的城市,只有虎狼一样的青春相伴,我们就是π。

我发现,写一个人一生的文学作品,怎么写都好看。相反,很多传记反而不好看。这是为什么呢?我记得看过老美写过一篇《传记之死》,涉及过这个问题。传记不好看,是因为传记作者,总是努力试图从不相关联的事物中找到关联,从没有逻辑的人生中找到逻辑。

例如,一本典型的传记,往往是这么开头的。

刘淼出生于1984年,那一年改革开放进入第6个年头,演员里根正在步入白宫椭圆形办公桌,一个叫乔布斯的青年私吞了朋友开发单片机的7500美元,在大洋彼岸,戈尔巴乔夫距离权力中心只有半步之遥。在距离莫斯科8900海里的太平洋底部,一座火山正在喷出岩浆。而加德满都的天文学家发现,半人马座的嘎嘛星已经有一年没有发出射线了。

看了这样的传记,你的第一个念头肯定是:What’s the fxxking point?

而写一生的小说和传记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文学家构建一个自洽的世界,而没有义务从混乱的世界中寻找联系。

我的目标就是修史,还原个人史,还原时代史,以虚构的方式重构,以下潜的姿势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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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我的一点看法》

Saturday, August 13th, 2011

【按】时隔30多年,回头再看来这篇辩护词,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出处

这时,江青站起来,她把一张纸扬了扬说:“我写了一点看法,念一念行吗?”

审判长同意,江青有板有眼地念道:“《我的一点看法》一张起诉报告,满纸胡说八道。要为真理斗争,我的声明如下: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要害问题,两个纲领。
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
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动。
穷凶极恶,大现原形。
掩盖罪恶,画皮美容。
树立威信,欺世盗名。
标新立异,妖言惑众。
弥天大谎,遮瞒真情。
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
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暗中嫁祸他人。
转移人民视线,妄图洗刷臭名。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江青说:)“我对他(公诉人江文)的意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起诉书》的那一套,整个地说,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远的不说,那就更说不清了。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

(江青的发言被打断。然后,她说:)“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江青的发言又被打断。然后,她继续说:)“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江青的发言被打断后接着说:)“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然后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十足地暴露出你们的无耻和卑鄙。通篇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造谣嘛。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不错,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这一些事实就说明了,这个起诉书采用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

(江青的发言又被打断。然后,她继续说:)“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都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都是把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企图取而代之。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挺身而出是自然的。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有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取什么政权吗?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民的意志都强奸了。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

(江青的发言再次被打断。然后,她说:)“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人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而成为现实。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

(江青的发言又一次被打断。然后,江青继续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对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篡在你们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

(江青的发言被打断之后继续说:)“你们所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的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人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人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江青的发言又被打断了。然后,她继续说:)“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且刘少奇还受到重用。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来他们大批这样的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是不是难以让历史和后人所接受呢?除非你们和当时的中央是木偶人,否则这一套就是荒谬的,站不脚的。

“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一案),我的意见已经说过多次了,你们爱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吧,这个我也没什么。你们现在翻刘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都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能答应你们吗?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

“我认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第五条对于我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三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

(江青又说:)清君之侧,目的在“君”。罗织陷害,血口喷人。利用专政,搞法西斯。精神虐待,一言难尽。破坏政策,凶悍残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最后,江青大声地说:)“这就是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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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书摘(2)

Wednesday, November 18th, 2009

32、看民主德国的历史,越发感到,每当社会显示出进步的迹象,必然有强大的反作用力,把它拖回更黑暗的时代。

33、1953年,斯大林挂了,苏联出现解冻吵。因此苏共派遣贝利亚告诉东德要进行改革。包括,暂缓搞集体农庄,允许私有中小企业存在等等。德共领导人乌布里希很抵制,被解除了领导权。权力落到开明派手中。

34、眼看东德变得开放一些,政治气候回暖,工人们坐不住了,他们开始示威游行,尤其是铁路工人和建筑工人,开始组织全国罢工,并且发展到起义的边缘。

35、1953年6月5-9日,东德共产党政治局一直在开会开会,最后表示接受西蒙诺夫开出的改革条件。东德领导人怯生生地问能否两周后,再进行这些激进改革。西蒙诺夫说:两周后,你们的国家可能就不存在了。

36、1953年6.16东德爆发大罢工,西德人也赶来声援。人们举着“我们要自由选举”的标语,唱着战歌涌向勃兰登堡门。人们高呼“我们要自由,我们要面包,打死苏联鬼子!”砸烂警察局。一场起义即将发生。

37、东德局势吃紧,贝利亚连夜飞到东柏林,指挥镇压。极其讽刺的是,射向工人的第一枪响彻的地方是在马恩广场上。开枪的是苏联红军和东德秘密警察,一个14岁的小男孩也被枪杀。L1580-85

38、历史是多么荒谬绝伦!东德工人为了推翻德共第一书记乌布里希的统治,而走上街头。工人们的激进行动,又招来了苏联红军的镇压,从而把事实上已经下台的乌布里希,给重新扶上了台。使改革派遭受倾巢之覆。历史又是多么惊人相似!!

39、左翼戏剧家布莱希特,早年甚至赞成过对6.17起义的镇压,晚年他醒悟过来,用极具讽刺的语言写了一首诗:“6.17起义后,笔会联盟说人民辜负了政府的信任。那么,为什么政府不解散人民,重新选举一批人民出来呢?”

40、东欧诸国和苏联各属国的历史告诉人们,虽然军警开枪时,人民都只能四下逃散,但民心所向,能够侵蚀和瓦解体制,从而促成堡垒从内部被攻陷。

41、一国要搞民主的前提是,大多数民众想要民主。这样为民主而折腾的政客至少有捞到选票的预期。如果大多数民众压根没这个需求,那么,除了那些启蒙上瘾者,谁还有动力为民主忙活?

42、自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到1958年昂纳克担任安全委员会书记,一共有210万东德人,逃离乌布里希建立的社会主义天堂。

43、“谁攻击瓦尔特-乌布里希(东德共产党第一书记),谁就是攻击党”。这句口号一直挂在昂纳克嘴边,直到有一天他自己把乌布里希推翻。

44、赫鲁晓夫的思维实在难测,或者说大家都不理解他的成本收益函数。赫氏经常口出狂言,他说:“柏林就是西方的睾丸。每次我想让西方尖叫,我就捏它一捏。”L1885-90

45、1961年4月12日,苏联把加加林送上了太空。加加林能不能活着回来,实际上苏联人自己也没底,所以,人类第一个太空人还在天上,苏联已经把他的军衔从上尉提升到少校。这样至少追悼会将隆重一些。想不到,1小时48分后,加加林活着回到地球。

46、1956年,乌布里希开始在柏林近郊一处风景秀丽的湖区,修筑了领导人定居点,从此把政治局的高干们统统圈养。里面的服务人员都纳入秘密警察组织施塔西的编制,并且有军衔。但是为了军方的体面规定厨子的最高军衔只能到上尉。

47、东德领导人喜欢打猎,猎场就是当年戈林用过的。史书记载,昂纳克上了年纪后,拿枪不稳,就把枪架在一个猎场管理员肩膀上,瞄准,开枪,砰!管理员的右耳朵聋了。L1989-94

48、赫鲁晓夫瞧不上43岁就当总统的肯尼迪,他曾对人说:肯尼迪比我儿子还年轻。

49、鉴于大批技术工人逃亡西方,东德领导人乌布里希向赫鲁晓夫提议,苏联派遣一些“贵宾工人”来干东德人不乐意和干不了的工作。赫鲁晓夫勃然大怒:想象一下苏维埃工人会怎么想,我们打赢了战争,却来给你们扫厕所吗?

50、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个疯子,JFK也不过是个孱头。1961年双峰会,赫鲁晓夫说了不下十次,苏联要与东德单独缔约,取消盟军进入柏林的权利。肯尼迪吃冰棍拉冰棍–没话(化),只好装酷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是严冬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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