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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默雷声,秘想旁通–曹晓阳和他的山水帝国

Monday, June 23rd, 2014

如果在大街上遇见曹晓阳,你无论如何不会把他当成一个画家,他不留长头发,也不屐着拖鞋,也不把墨镜戴到脑门上。他更像一个种茶叶的邻家大哥,一个不会漫天要价的手艺人,一个在自己秘想的国度隐居的国王。

跟曹晓阳初次相遇是在天鸿美和院,此处山水俱佳,黄公望山近在咫尺,顶层露天剧场,被云雾围绕,仿佛来到了奥林匹斯山顶,与众神对视。在美和院的艺术中心,看了曹晓阳的“山水”展,全部纸本木炭,部分写生,部分默画。曹晓阳亲自讲解,令人一见就喜欢。先锋戏剧导演牟森用“戏剧性”来概括自己的观感。他说:“曹晓阳的世界始终呈现一种紧张感,属于时间的紧张感,平静被打破之前的紧张感,夜幕将临、天将破晓、暴雨将至的紧张感。以及,面对这些紧张感的从容不迫。非常喜欢。对士老的“山水”影片方向有了感受,突如其来。”

曹晓阳选择木炭为材料,起初只是因为方便。因为他经常要带中国美院的学生外出写生,相对于油画、水彩来说,木炭是最适合携带,是方便应手的材料。可是木炭用多了之后,它自有很多天然巧成的特性,这便为他打开了一个神奇的山水世界。

曹晓阳承认他画中确实带有一定的戏剧性,而这种戏剧性的形成要追溯到他的童年。他小时候在江苏由不识字的外婆带大,8岁以前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文化熏陶。只有8岁被母亲接到安徽住之后,他才看了平生第一场杂技、第一出话剧、第一部电影。曹晓阳的母亲也是画画的,当时在安徽安庆文化馆工作,负责组织文艺活动与专业创作,所以经常会带他出没影剧院。他记得第一次看完戏,母亲带他到了后台,当看到刚才舞台上英姿飒爽的小生卸妆之后竟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他简直惊呆了。因此他很早就有了台上台下、台前幕后的概念。小时候看露天电影,他也喜欢到银幕背后去看,这样所看到的画面都是反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观众的反应,自己就像一个游离在外的旁观者。这种多维度的剧场体验,对后来从事艺术工作很有影响。曹晓阳说自己的绘画与戏剧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系。

曹晓阳说,从小就梦想成为艺术家。因为有一天他跟着母亲去买菜,路上遇到一位老人,拄一拐棍,拐棍上挂着一瓶打来的散酒。母亲告诉他:这个老人是个画画的,他是解放前当地制药厂老板的大公子,当时在上海美专求学,据说还与著名演员赵丹同学,改天我带你去拜访他。过了几天,他们去了老人的家。他家有个院子,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阳光透过石榴树打在桌子上,老先生就在桌上教曹晓阳画了只麻雀。母亲对曹晓阳说,老人有一枚最能体现老人家状态的闲章,上书“一月二十九日醉”,意思是一个月中有29天都在醉酒状态。曹晓阳觉得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当时觉得这种生活太好了,不愁吃,不愁穿,小酒喝喝,兴致来了画张画。后来,由于英语太差,他高考考了好多年,但磨练了自己的基本功,而且对于艺术史也有了只鳞片爪的理解。自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大学破格录取之后,他跟循规蹈矩的学生便不一样,对于艺术有了自己的主见。

曹晓阳大学的专业是版画,他认为对自己理解版画最重要的一门课程就是黑白构成。黑白构成是一个知识化的体系,通过掌握这套体系,他看问题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找到了打开新的感知的门径,今天的山水素养便起源于学版画的那个阶段。“其实我的内心很希望用色彩去表达一些东西。”艺术史不是一部PK的风格演变史,而是涵盖了各种可能性和创造力的通道。

每当人们看完曹晓阳的画都喜欢问他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用木炭?二、一张画卖多少钱?”曹晓阳笑着说:“如果我想卖钱的画,绝不会用木炭画。 木炭山水虽然少见,但因为艺术生产有其自身的规律,在市场问题上还是传统的水墨、油画更容易让人接受。”对于这组山水作品,曹晓阳更乐意把它们当成是一种自己的日课,是一种自娱自乐和自我纠缠,从来没想到要卖钱,甚至没有当成是艺术作品来完成。曹晓阳有个同学的父亲,每天醒来,必先写两张书法,一天才算开始。尽管他临的是同一个贴,字写的也不怎么样,但这件事给了曹晓阳很大的启发。这样反复做一件事的过程会让人笃定,内心变得丰富和强大。

在大量写生的基础上,曹晓阳开始了《24节气》的创作,这是对风景的背临,是对山水的默写,是他一个人在山水之境中的潜行沃游。尽管我们已经脱离了农耕时代,但是节气关乎自然人事与我们这个世界相互关照、生息的机缘。天地本混沌,自在自然,自成自化。四季的更迭、温湿的变化、昼夜的交替,此二十四节气即是人间生机万象。

曹晓阳的画更贴近自己内心的感受,同样是清明,在他看来就不是“路上行人欲断魂”,而是一种疏朗、暖湿的感觉。所以,他画了一张烟雾弥漫的夜间的清明。这并不是24节气一一对应的字面关系。

曹晓阳说:“我的工作室在龙坞,每日行走在山间田头,自己在工作室画画,那一草一木一块石头,都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从而形成了这一个与现实世界并行的另一个完整的世界。”在画画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建筑师一样,一片砖、一片瓦地把这个世界构建起来。也感觉自己是个导演,让一幕幕剧情在画纸上先后出场,反复排演。
当地的茶农经常会跑到他的工作室看看,茶农会说,你画的跟我们这里的风景一样啊。曹晓阳说:其实大家的视觉都是一样的,我只是画出了他们身之所居、心之所系、情之所生的日常。

写生对于曹晓阳来说是最重要的积累。他画写生带有修为的成分,是不断地遭遇,不断地修功。他一幅写生一般要画三四天,在写生过程中,山势和树枝的形落到画纸上都是不变的。他让自己不依赖原有的一切经验,怎么长的就怎么画。带着这样一种对自己的强迫,他慢慢分析,慢慢接近,慢慢明朗。比如他画龙坞的一幅写生,整整画了一天,直到天暗下来,他整个画面的调子也随着天色一同压了下去。他认为,此时绘画是一个接近的过程,山水则在慢慢向你逼近打开。这慢慢打开的是一幅时间的长卷,是一幅连绵不绝的山水。

他指着一幅画向我解读:

“山间的雾气每分钟都不一样,远远的这座山只是一个剪影。边画边看,你会发现云气起来,这里变淡了,这个山形向你打开了。画着画着才发现,原来这座山跟后面是两座山,不是一个山,再过了一会儿发现,这座山后面还有一个谷,这座山跟它又不是一座山。最后,你会认识到这座山是在不同时段、不同状态下慢慢向你打开自己的每一个真相,不断展示着自己每一刻的真实。当画到傍晚,一个同事的车从山路上开过,车灯划过一道光痕,这让我想起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录像艺术作品中的一个情境,于是,便有了这张作品。”

曹晓阳的画风无门无宗,但他很注意博采众家之长。他从小临摹了大量连环画,还自编自画过许多。他画过无数套《水浒传》108将,他从贺友直画的连环画《山乡巨变》中发现了 “多机位”处理空间结构的技巧。他画《五台山佛光寺》的时候,尽管他人在半山腰的佛光寺,而画面的视角却是从对面看过来的逆向角度,是他从山脚下一路向上的行走,连寺门口一棵长在悬崖边的歪脖松树都画上了,这一切都是凭借他超强的空间想象力与视觉记忆力画出来的。

我们处于一个完全视觉化的时代,扁平的景观留给人想象的空间却越来越少。曹晓阳小时候,为了画108将,曾经把《水浒传》读过四遍,按照每个人物的出场诗,把108将画得栩栩如生,并组织在一个场景中。他画的时迁是爬到旗杆上的,旗杆下左边是两员大将在马上对决,右边是数名武将徒手博弈。而看到近些年拍摄的名著电视连续剧,完全不是他心中想象的样子。有一次他看到电视剧里吕布鼻子上居然挂着铁链子,这哪里是人中俊杰,明明是街头朋克嘛。

如同很多在杭州的艺术家一样,曹晓阳有很深的西湖情结,他自己的爱猫过世,他就把它葬在三台山于谦祠边。三年前,他曾经有一个计划,画西湖十景。然而,繁多的教学任务与管理工作让他无法全情投入到绘画中。曹晓阳说:“我现在的心思都在这一千多学生身上,这是美院的未来。”曹晓阳有个观点:教育的本质要在源头上给人以希望,给人信心。尽管就读美院的学子未必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一定要给学生理想与正能量。

每个人看事物的角度不同,取山水之势还是观精微得玄妙,不同的时间,也有不同。对于曹晓阳来说,山水世界从来不会远离,而是凝结在心里。虽然比不了李太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但他还是有希望凭借三分侠气、一点素心,画出这个时代的渊默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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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亲戚

Tuesday, February 4th, 2014

前几天,跟一位二十多和一位三十多的朋友聊天,谈起春节的礼俗,他们都表示不喜欢走亲戚。其时,我刚从老家走完亲戚回来,我多么想说,我喜欢走亲戚,enjoy走亲戚啊,但是看了看他俩手里点燃的香烟和几米开外的烟花销售点,我忍住了发起辩论的渴求。

我从小就喜欢跟亲戚们来往。我父母的弟兄姐妹多,我有一个叔叔,三个姑姑,一个舅舅,两个姨妈。再加上五服之内族亲,我的亲戚可真不少。我小时候在姥姥家养大,特别喜欢跟舅舅在一起。他是一个被毛泽东的时代耽误了终身的高材生。由于被剥夺了高考的机会,他在船厂做过临时工,回村后做过木匠,后来一直务农。我最佩服他的手艺和为人。舅舅经常教育我和他的儿女们:“看新闻联播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眼热(注:方言,羡慕的意思)江泽民,我佩服的是站在他后面的那个人–翻译。那才是靠本事吃饭的能人,也是咱老百姓可以奋斗的对象。”

在我的姑姑中,我跟小姑的感情最深,上学的时候,很多暑假都在她家度过。记得小学的时候,我跟她的侄子一起去偷了生产队里一只大葫芦,回来藏到屋顶上,她的大伯哥是生产队长,下了工回家嘀咕:“队里留一个葫芦种,不知让谁给偷走了。”家里人都笑了,指着房顶说:“别找了,在那儿呢。”我记得最后一次在小姑家住是1992年,我在她家读完了两本英文的神学书,并且看完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如今已经五十六七岁了,但依旧务农,除了种自己的地,夏天还受雇给人拾棉花,在骄阳曝晒下劳作两个月,可以赚五千元。她觉得简直发了大财。

大姑年轻时对我父亲的照顾最多,经常把干重体力活赚来的地瓜干省下给我父亲吃。只因为爷爷欠了别人一口袋高粱,觉得还不起不好意思,就把亭亭玉立的大姑嫁给了这家人智力不太灵光的儿子。我每年都会去看大姑,今年也不例外。大姑父去年病逝,76岁的大姑,虽然眼不花,背不驼,但看上去憔悴了很多。往年她还种着三亩棉花,今年已经种不动了,但她还是整天为子孙操心。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去年学着别人种苹果,收入微薄,大姑每天帮他做饭,看到他消瘦劳累的样子,忍不住落泪。二表哥的儿子,在当地派出所当了一名协警,大姑一提起这个小孙子就愁眉紧锁。她说:“怕他到了派出所,学一身坏毛病,惯一身臭脾气。要是真警察,也就罢了,反正有人敬他怕他。但他又不是真警察,这样下去,一没学到本事,二养成一身暴脾气,以后可咋到社会上混啊?”我临走,大姑给我车里放上满满一筐土鸡蛋,嘱咐我给我儿子吃。她说:“这个蛋好,只喂棒子,没喂饲料。”

临回杭州前几天,我去看了舅舅。去年他的冬枣虽然也卖了些钱,但他的整体状况并不很好。一是因为被人夺地而气得死去活来。二是他突然得了面部肌肉痉挛,左侧眼皮以下的肌肉,总是在跳动。我劝了他几句,并且给他用英文搜索面肌痉挛的资讯,因为我知道中文的医疗信息已被全面污染,根本不可信。我把翻译的维基百科相关词条给舅舅看,并且用美国和英国的案例,劝诫他千万不要轻易去做手术(尽管国内这类的减压微创手术的广告很多。)最终,结合医生的诊断意见,我们确定了打针治疗的方案。舅舅终于又笑逐颜开了。

在我离开家乡的前一天,舅舅来到我父母家,跟我父亲一起喝酒。我和媳妇按照舅舅的口味做了几道菜。往年都是舅舅下厨,我坐着吃喝,今年终于倒过来了。酒酣耳热之际,舅舅给我念了他新写的一首诗,总结了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

十二年寒窗不识丁,
十五年船厂临时工。
十五年木匠吃百家饭,
十五年务农五谷丰。
愿老天再借十五年,
徒骇河畔做钓翁。

最后一句说出了舅舅的理想。他今年六十五,希望能活到八十,并且用自己的积蓄在我故乡最大的一条河–徒骇河边的公寓楼上买间居所,每天散散步,钓钓鱼,安度余生。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还没亮出我的论据,为什么我认为走亲戚大有好处。

简单地说,我认为:

1、走亲戚可以使我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感受亲情的温暖。

2、走亲戚可以使我走进他们的生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3、走亲戚能让我认识诚实劳动的价值。

4、走亲戚能让我获得比较好的自我感觉,知道自己并非一无所能。

5、走亲戚也是对父母尽孝的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

6、走亲戚让我更加习惯生老病死,从而对生命产生更多的珍惜与敬畏。

7、他们都待我这么好,连亲戚也不走,还是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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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听广播

Tuesday, February 4th, 2014

我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叫杭州的大农村,那里有一张烟火气息很浓的《都市快报》,文风俗,标题亮,代表作是《我这个月的大姨妈怎么还不来?还不来?还不来?》,还有一个市井气息很重的电台《交通91.8》,一听这个台主题歌就大致可以猜出其特色:“欢迎打开,欢迎进入,交通91.8的family……”话说报纸可以不看,广播有时却不能不听。《交通91.8》几乎是杭州每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最爱,不管你愿不愿意,只要在杭州打车(如果你能幸运地打到车的话),广播就灌到你耳朵里。

在杭州这个地方,本地媒体都很乖巧,很少敢做批评性报道。但《交通91.8》是一个例外,它有一档《我的汽车有话说》,开创了批评报道的先河,批评的对象是跟汽车有关的服务机构:汽车厂商、4S店、保险公司、甚至外地交警。这档的主持人于虎在杭州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经常把汽车厂家的经理训得像三孙子似的,也经常把4S店的主管问得哑口无言,还会把保险公司接线生给教育成复读机,一遍一遍重复服务套话。所以,司机们,无论开的是五菱之光还是玛莎拉蒂,都喜欢听这个节目。什么?开玛莎拉蒂的还听这个?是的,不但听,还打热线投诉呢。有一次,一位开这种豪车的车主打通热线,反映该车号称手工打造的发动机盖里,填充物是竟然破棉絮。于虎很痛快地答应帮他维权。这期节目很火,因为《交通91.8》深知,对于广大市民来说,看到富人犯傻、上当、被虐,实在太过瘾了。

除了汽车维权节目,《交通91.8》还有一些其他特色栏目。每到下午和晚上,司机们犯悃的的时候,它就播出一档《钱塘夜色》的栏目,一个叫“南哥”的主持人,在迪厅音乐的伴奏下,故意气喘吁吁地讲一些网上段子,配上罐装笑声,让司机们很有蹦迪或去健身房的感觉。还有一个插科打诨的节目,一男一女俩主持人,把舌头打了很多卷,模仿北京人的口音,讲一些不好笑的笑话。偶尔也有正经的时候,连线港台二三流学者,对热点话题进行评论。说的都是没营养的片儿汤话,但电话那端学者们的语气语调却像在中央党校给常委们授课一样。

说到播送路况,本来就是交通台的本行,但是当你真正有迫切需要的时候,也不要对它抱多大指望。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冒雨开车去城北看朋友,回来发现路上一片汪洋,很多车抛锚在水中。此时,我打开收音机,迫切想听到水淹城北的新闻以及哪条路可以回家,但是《交通91.8》却一直在播两个主持人逗闷子,另一家交通台也在扯一些无关的闲篇。最终,我关了广播,改放《命运交响曲》,涉水把车开回了家。后来,我明白,为什么交通台此刻不贴心,因为批评暴雨就是批评市政就是批评官员,他们可不像4S店那么好惹。

即使在杭州这样的二线城市,电台的竞争也很激烈。十年前,我曾经在《西湖之声》客串过几期节目,帮主持人一桐老师接过夜间热线。可能是做情感、做夜话没有多少市场,几年前一桐老师去了余杭电台,《西湖之声》开始打造“汽车电台”概念,提出“开车,就听汽车电台105.4西湖之声”的口号。另外一家《城市之声》也改成了《私家车电台》。并且推出了自己的特色服务:全部女主播。我觉得,这种定位和策划真是太二了。广播是一门只能听声音的艺术,男声女声各有千秋,缺一不可。把电台的主播全换成女的,有点跟竞争对手赌气的成分。就像一个餐厅全用女厨师不但不能提高菜肴的品质,反而减少顾客的选择一样,在一个电台消灭男声,只剩高频,也不是一个好主意,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好噱头。

除了市级省级电台,杭州有两个区还有自己的区级电台:一是余杭,二是萧山。这两区一直在杭州一直享受不到国民待遇,杭州任何惠民政策出台,文件中几乎都会有一句:(萧山、余杭除外)。余杭台我没听过,但萧山台确实办得很有生气。我听过几次,被一个栏目吸引,栏目名不知道,内容是请一位萧山老太太用夹杂者方言的普通话讲民间故事,特有灵气,也特接地气。是啊,本来萧山的经济就发达,市民社会形成也早【注1】,文化自成一脉,还不想带杭州城区的土鳖玩呢。

这是马年第二篇千字文。

【注1】关于萧山市民社会的形成,国外早有专论。详见Gordon White的论文 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 发表于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9 (Jan., 1993), pp. 63-87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rticl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94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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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人在咖啡馆

Friday, January 3rd, 2014

CAFE

咖啡馆是个神奇的存在,我为了编剧进驻咖啡馆,却发现我写的故事远远没有在那里听到的精彩。

为什么去这家咖啡馆

我常去的咖啡馆位于闹市,在一家书店的三楼。这里咖啡做得一般,食物只适合用来给饿汉充饥,但是有三个巨大的优点:

一、场地宽敞。桌与桌之间的间距大,大得可以跑马。我到过北京小资们最喜欢去的三里屯鱼眼咖啡,里面空间之逼仄,总让人想到八十年代夜幕降临后的上海外滩,一张椅子上可以坐两对情侣,各自恩恩爱爱,井水不犯河水。又让人想起钢琴的四手连弹,不,两张小桌一拼,明明是十六手联弹。而在杭州的咖啡馆,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占一张靠窗的四个座位的大桌子,就像李云迪在弹三角钢琴。对,那个人就是我。

二、设无烟区。很多餐饮场所,怕得罪主顾,都对吸烟者听之任之。但这家咖啡馆却把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分开,如同划出了航空识别区,虽然不能绝对阻止敌机来犯(烟气还是会飘到无烟区来),但比起身边有人喷云吐雾,已经是莫大的进步。

三、服务最少。最好的服务,就是不过度的服务,你不需要服务的时候,服务员不必出现。这家咖啡馆的职员从不管你坐大桌还是小桌,一个人还是八个人,来去自由,选座自由,换座自由。哪怕点一杯便宜的饮料,甚至不点东西,服务员都不会给你脸色看。因为他们知道,来这里的人,大都是常客。从长远来看,他们泡咖啡馆的钱,还是基本会花到这里。“金簪子掉井里,是你的总归是你的。”急赤白脸的,反而容易得罪顾客,不值。

是隐形人,也是观察者

这家咖啡馆,我以前也来,但频繁光顾是从2013年10月开始的。当时我在写话剧《鱼眼》的剧本,需要十五天交稿。每天吃过晚饭,就去咖啡馆报到,比上中班还准时。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找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那里视线良好,可以观察别人而不被别人观察。

咖啡馆是这样一种地方,所有的人把不认识的人都当成隐形人。旁若无人的述说与不经意的倾听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在这里我不想用偷听这个词,因为有意无意听到(英文叫overhear)乃环境使然,跟“偷”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下面我要讲的故事,都不是“偷”来的。

在咖啡馆呆久了,扫一眼顾客和他们点的东西,就能大致判断出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男一女,桌上只有两杯咖啡,说明两人关系正常或者过了热烈的阶段,如果桌上摆满果盘、冰激凌、奶茶、沙冰,说明一方正在取悦另一方,他们之间的谈话就会更有张力。如果桌子上摆着的是两杯免费水,不用问,肯定是保险行业的人在进行业务切磋。

黑泽明的御用编剧桥本忍为了写好乘坐地铁的“电车男”的生活,经常没事就去地铁站,买一张票,坐一天,耐心观察车上的人,遇到有特色的,就尾随他们下车,直到跟他们走到出口附近,再折回。用这个方法,他往自己人物的鼻孔里吹进活的气息。桥本在地铁采风肯定没有在咖啡馆好,因为乘坐地铁的人通常不说话,而咖啡馆里几乎没有沉默的人,哪怕是独坐的人,也会打电话呀。

我终于明白戏剧中道白的重要性,倾听几个人的对话,就可以了解他们隐秘的生活。

有一晚,我邻桌四个男男女女在讨论参加一个婚礼送红包,结婚的这个人想必对他们非常重要,因为当一个说送一千元的时候,另外的人马上说:“会不会太少,不好看。”他们四个人经过热烈的讨论,最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还是送一千,但是全都换成20元的钞票。他们的理由是:“当时好看就行,反正也不会有人当面打开来看。”

保险的独白

还有一天下午,我一进无烟区,就听到一个男的在颐指气使地训服务员,再一看,四个人一桌,说话的是一个。我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坐下,听了一会才明白,这男的是做保险的。

“我现在一直在反思。”他诚恳地说。“我对天发誓,我用人格担保,有两件事情我非常后悔,我有两个同学是温州的,应该说是命最好的,现在看来是命最差的,因为他已经不在了。家族企业,有三个姐姐,财产都给他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对天发誓,我不会去诅咒别人,我找他说买人寿保险,他说可以的,但是我要去美国,去15天,等我从美国回来,我们再谈这个事情。我想15天也没有关系。等到他回来一个月,我也没有主动打电话,后来我觉得不对,就拨通了他的手机。是他太太接电话,说他在美国心机梗死,人没了。”

他的语调变得有些沉痛。“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保险真的也是一份爱,活着的时候,他太太和儿子是一家人,但是他死后,对于他三个姐姐来说,他太太就是一个外人。他太太一点保障都没有。”

另外三个人很认同他的观点,同时为那个没有来得及买保险就死去的富人同声惋惜。

“大嗓门”又说:“我家有一个邻居,大家都叫他周老师,太老也不太老,我经常陪他们打两块的麻将。有一段时间,忽然发现周老师看不到了,别人告诉我,他走了。说实话,这事对我触动很深,我觉得我反思一下,我住在这个小区这么多年,三单元从一楼到七楼,低头不见抬头间,但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起过保险。老觉得对邻居说起不好意思,万一你不买呢,心里这一关过不了。通过这个事情,我反思了一下,有时候,保险就是一份保障。其实我现在想说的是,我要突破这一点,我已经在突破。我是一个非常认可保险的人。跟自己最亲爱的人,最好的朋友,跟周围的人也要说这一件事。真的是这样。”

另外几个人听得入了神,他的话继续如江河滔滔。

“对有钱人来说,最怕的是什么?生病。有钱的一大好处就是相信生病是看得起的,大不了我花500万,总行吧?中国看不起,到美国看,如果500万也看不了,兄弟,你算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在死的那天把钱花完。你有钱,你要把你的资产,从管理型资产,变成法定性资产。”

“从宏观上讲,中国一定会出遗产税,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但是一定出。以前到国外开公司,购买资产,国家知道吗?不知道。但是从2014年开始,只要到国外放的资产,对不起,都必须向中国政府申报。中国唯一在遗产税上的问题,是房产70年有效期。如果等到遗产税,一半执行的话。如果遗产税执行的话,你不是想买多少保险就买多少。对不起,是有比例了,你资产的多少比例可以拿出来买保险。只不过现在来说,现在这么一个政策的窗口。我说句老实话,中国的企业最多干三代,第一代企业家,请问,到现在还存活多少,马胜利还听得到吗,傻子瓜子,仰融还听得到吗?连李嘉诚都给自己买了巨额保单,当企业家有这样的风险意识的话,他的生意做得好一点是正常的,因为他非常稳健。”

最后他终于言归正传:“所以说兄弟们,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们也帮我想,在接下来的半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把他约过来,说白了,就是大家聊聊。公司也是这样的目的,了解了保险后,能够转化成实际的业绩。”

一个瘦子似乎被打动,说起他在电视台有个做领导的朋友,也许可以约出来谈谈。他们的声音压低了一些,但我还是听到瘦子问:

“把他约出来,我们是认识呢,还是装作不认识呢?”

“大嗓门”斩钉截铁地说:“当然,装作不认识了。”

接下来他们开始商量怎么开展保险。“大嗓门”打入瘦子的同学聚会,而瘦子假装跟他不认识。接下来四个人开始交流通讯录里联系方式,因为自己的同学,自己不好意思下手,所以大家要互相帮忙。他们不但交换联系方式,而且还交换照片,辨认长相。他们筛选潜在客户非常敬业,连单位中怀孕女同事都不放过。

从他们后来的谈话中,我又了解到保险业的一些内幕。比如他们管年会请客叫“大卖场”,就是在一家好宾馆摆上六、七十桌,重要客户安排包厢。到时候不愁保险卖不出去。再比如,保险公司有自己的体检中心,里面的检查严格到任何小毛病都逃不过法眼。

最后“大嗓门”总结发言。“保险就是在不影响你的风光的前提下,给自己增添一份保障。你们想想,买个保险,也就每个月八九百,他妈的去卡拉OK,啥都没干,就是抱一抱,就要花这么多钱。当然这不是说买了保险就不去卡拉OK,该抱还得要抱,哈哈哈哈!”

女孩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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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大老爷们的喧哗相比,我更喜欢在咖啡馆倾听女孩们的谈话。她们或者叽叽喳喳,或者莺莺燕燕,有的低回,有的激荡。

有一次,邻桌来了一个男生和四五个姑娘,欢声笑语冲破了雾霾,连街灯也跟着摇晃。她们大声地谈论着“劈腿”,轻松自如就像她们的奶奶们谈论“捶腿”一样。真有青春的活力啊,看得我在一旁羡慕不已。

也有问题女孩出现在这里,由母亲和“舅舅”式的人物领着。这个女孩浑身是刺,无论大人说什么,她总用赖唧唧的口气反驳。

“我跟你们说过,我不想去南安普敦学工商管理。我数学不灵,脑子不好使。”

尽管母亲披肝沥胆,尽管“舅舅”细语轻声,但他们的谈话进行得很不顺利。在我去了一趟洗手间的功夫,回来发现女孩和她母亲都哭了。女孩赌气跑掉了。剩下两个大人在那里长吁短叹。

昨晚,在咖啡馆,我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独角戏。我进咖啡馆的时候,她同桌的男友刚刚离开,剩下她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吃蛋糕,打电话。

“你进产房了吗?开了几指了?我早就说吗,预产期这个东西不准的。我在干嘛,我在咖啡馆吃点心。”

她把“吃点心”三个字讲得又甜又自豪,仿佛吃的是凯特王妃亲手制作的点心。她容貌姣好,但从口音和用词判断,没有受过较好的教育。

她开始八卦她跟电话里的产妇共同认识的另一个女孩。说这个女孩怀孕了,但是找不到孩子的父亲,因为连对方住哪儿都不知道。

“她非要药物流产,我说,流不干净的。但是她说为了省钱。她有个屁钱!我叫她去医院做个B超她都不肯,因为要花170块钱,所以她只用验孕棒给自己检查。她选药物流产是图便宜,以为吃了药就流下来了,你说傻不傻呀。我是不会借给她钱的,自己惹的麻烦,我为什么要借给她钱?”

接着女孩的口气变得轻松起来,她开始讲自己年底的结婚计划,她解释说为什么选择这个老公,是因为他家境好,卖洋酒的。“过年就要给我家12瓶红酒,我说带不动那么多,6瓶就够了,他说,6瓶就6瓶。”

“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昨天晚上,他因为回家晚,把我关到门外,我发货,他都给我跪下了。你等一下,我有电话进来了。”

“喂,我在干嘛?我在咖啡馆吃点心。”听了一会我就明白,电话应该是一个男的打来的,邀请她去杭州城乡接合部的八堡去唱卡拉OK,女孩说:“我不去了,我老公会多想的,我马上要结婚了,我不想让他多想。”

过了一会,她又接了男朋友的电话,粗砺的嗓子甜甜地说:“你过马路小心点啊。”

五分钟后,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走了进来。女孩挽着他的手往外走,路过我的桌子的时候,看了一眼我的Macbook Air,像只画眉一样侧过脑袋问:

“老公,这电脑跟我们家的一样吗?”

女孩把这个男人的一切,包括红酒和Macbook Air都自动当成两人的共属物,她紧紧抓住自己的男人,好像在风暴中死死抓住筏子的少年派或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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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通社来信]关于伦敦创建文明城市的建议

Friday, September 16th, 2011

尊敬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先生:

我是一名在中国的英国留学生,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冒昧地提笔给你写信。我建议历经劫火的伦敦,痛下决心,虚心学习中国的经验,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

伦敦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大家都不想的。仿佛一夜之间,回到旗帜招展的60年代,不过与之不同的是,那时候,人们为了理想和正当的目的才上街,而这一次,伦敦北区的年轻人却不为什么而骚乱。当我的中国同学们听说骚乱者全都享受全民免费医疗、领着丰厚的失业救济、并且不为买房而发愁的时候,他们全都一脸惊诧,盯着电视,好像盯着一群不可理喻的外星人。我只好尴尬地笑笑,继续看新闻联播之后的精彩广告。

正如卡梅隆首相所指出的,伦敦骚乱是文明的倒退。在严惩骚乱分子,恢复法律与秩序的同时,我们能否深挖思想和制度根源,从而从根本上杜绝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呢?根据我在中国一年多来的学与思,我相信,是完全可能的。

我现在所居住的城市,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检查团终究要来的,但何时来,没有人知道,就像没有人知道七道封印何时揭开、最后的号角何时吹响一样。于是,城市悄悄起了变化。

首先,大街上多了很多武警和戴红袖章的人,我的美国同学是个60年代激进青年的后代,他看到这个场景十分激动,哼着伍迪-加斯里的歌,翻出像章帽徽穿戴起来。走到大街上被人像耍猴一样围观,他才发现自己错了。那不是火红的60年代再临,只不过是些临时抽调的维持交通秩序的人。

其次,平日里那些小摊小贩都不见了,也许他们都受到了文明的感召,在家努力补习礼仪知识吧。不过很多留学生不太适应,5元一张的《源代码》DVD没有了,50元一件的Paul Smith衬衫也不见了,现在想买东西,只能进正规的商店。不过这里的东西有点高贵,在英国10英镑的Clarks皮鞋,到了这里卖2000元,还不打折,不参加“满500送250”的活动。

再次,大街上的广告全都换成了公益广告,最常见的一句是:“I’m a lovely Hangzhouese”英语虽不很地道,但其心可鉴,什么时候伦敦大街上到处用汉语写着“我是伦敦小可爱”就好了。

最后,这个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教育市民的机会,走进联华超市,喇叭里就响起《杭州市市民守则》,现摘录几条:“1.热爱祖国,热爱家乡。2.礼貌待人,助人为乐。3.敬老爱幼,邻里和睦。 8.遵纪守法,见义勇为。 9.自尊自爱,不损国格。”我敢说,如果伦敦市民能做到其中十分之一,就不会发生那些尴尬的悲剧了。

因此,约翰逊先生,我郑重向你,并通过你向伦敦市政厅提议,借鉴杭州经验,开展一次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

一、派遣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到街头维持秩序,相信他们的军容军纪,一定能给骚乱分子以极大的震慑。

二、把现有的停车督察员队伍进行扩充,成立城管执法大队,针对较为杂、乱、差的伦敦北区进行专项整治,取缔无证摊贩,杜绝无证养犬,同时对该区的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一次集中摸排,根除社会不安全隐患。

三、结合迎接伦敦奥运会,大力开展文明宣传活动。各大报纸应当以《世界新闻报》的停刊为教训,开展自查自纠,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利用地铁站、公交站、楼宇数字电视、商场广播等大众传播载体,掀起一场全民学习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高潮。

当然,有了上述手段,我们就可以废除那些严刑峻法,改变迷信只有法律才能维持文明与秩序的错误关键。在我国,狗在当街大便而主人不清理,要被罚款1000英镑;对在公共消费场所吸烟而不加制止的店主,将被罚款2500镑。而在中国,人们对此并不进行法律处罚,而是给予更严厉的道德谴责。一个人的钱包虽然免受损失,但是精神得到巨大的鞭策。如果失去灵魂,得到世界又如何,中国的办法,难道不更加先进,更值得我们学习吗?

你的真诚的

Harper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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